招魂術—法福殉記兩百年與彭弘智的國族聖像學研究

作者:王柏偉

國家文藝術基金會藝評台

發表時間：2010/01/20

只有記憶仍舊把以前的精神已經死了的形式，當作不知怎麼地就消逝了的歷史加以保存，而高高在上受人崇敬的新的智慧魔王，則只是輕松地褪去一層枯萎的皮。

—G. W. F. Hegel

媒介總已經傳達了幽靈的影像

—Friedrich A. Kittler

像 Hal Foster所提醒們的，我們必須清楚地將再現(representation)與實在(reality)的區別維持住，才能在觀看抵制一種僭越圖像指涉並偷渡政治行動的企圖，(註釋一)我們在觀看彭弘智的「法福殉難記」「兩百年」這兩件作品的時候也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這樣一個圖像與行動間的距離，專注在探問彭弘智為我們提供的美學形式：怎樣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國族聖像學形式？

不管是在給 Milena還是給 Felice的信，Franz Kafka都曾提到，應該在火車,船舶或飛機這種交通工具安裝電話,攝影機或電影這種招魂機器， (註釋二)我們或許以借用 Joern Ruesen的區分，移動機器與招魂機器在象徵層面上視為是我們追求生存要求與追求意義的要求間的區分，(註釋三) 類似於 Kafka的想法，彭弘智招魂機器安在國‐族種統治機器之上，並出色地以美學形態給了我們兩種屬統治機器建構自身時間性的方式：歷史學式的方式與譬喻學的方式。

一, 「你只能死兩次！」(註釋四)

屬於過去的事件不是已經不在場？為什麼在「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兩個作品中，我們能夠這麼清楚地認出一個被移置到當下的, 屬於過去的事件的在場？ Slavoj Zizek指出，這種不在場者的在場，也就是所謂的「無中生有」起因於媒介(例如：Shakespeare時代的紙幣, Marx的剩餘價值, Lacan的剩餘享樂(plus‐de‐jouir))的出現，在媒介出現後就產生「過去有過的事件/有裂縫的現在」這組差異，對 Lacan來說，這是象徵符號秩序在凝視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語言這種媒介的產生所導致的真實性裂縫，必須透過「傾斜觀看」才能填補這個虛空。媒介導致了內/外延續性的喪失，[不對稱性』所致的『內部剩餘』因而是維持系統的結構效應，只有系統消失才有可能打破這個幻見空間。就此而言『真理像虛構一般地被結構』(Lacan)就意味社會的真實性不過是一張充滿象徵符號的脆弱網絡。(註釋五)也是在這個意義下， Slavoj Zizek指出，從真實性到真實層，『你只能死兩次』。

Slavoj Zizek的『傾斜(Awry)理論對我們理解「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這兩個作品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觀察位置入手，「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的決定性差異首先就出在「視線的傾斜與否」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夠清楚看到的，在觀看「兩百年」這個作品時，我們的視線與作品中歌者的臉孔正面相逢，而對於「法福殉難記」，我們無法同時正面面對法福的雕像與關於法福事蹟的錄像作品，這樣一種視線正面遭逢與傾斜觀看的差異致了「媒介」效應是否在作品中被議題化。彭弘智在「兩百年」這個作品中並未為觀察者設置可以觀察「媒介效應」這樣的距離，這與「法福殉難記」透過雕像與錄像在視線的不交叉而產生的傾斜，並導致「媒介效應」得以在觀察中被議題化截然不同。透過「傾斜理論」，我們能夠解釋為什麼相較於「法福殉難記」這個作品，「兩百年」這個作品這麼容易引起關於政治宣傳的聯想。然而，還沒回答的是，我們這裡所指稱的「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作品中的「媒介效應」指的是哪一種媒介？

二, 招/魂：時間與記憶

是「時間的時間性(Zeitlichkeit der Zeit)」

導致「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兩個作品中產生差異，扮演關鍵第三者的環節就是時間的時間性，或者，在我們在這裡更準確地說，就是「過去的過去性(Vergangenheitscharakter der Vergangenheit)」。在這裡的主導性問題是：過去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到(我們正在觀察的作品中的)當下？Paul Ricoeur認為我們必須跟隨 Martin Heidegger的作法，明確地過去/當/未來三者區分開來，並考慮這三類時間模態在構成我們的時間認識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Paul Ricoeur稱之「同等原初性」)， Paul Ricoeur指出，當我們能夠區分這三者時，才能夠看出(一) 過去具有「(現在)不在」與「(過去)曾在」兩種不同的意涵，(二) 當下具有「屬於過去的未來」與「屬於未來的過去」兩種意義，(三) 未來具有「屬於過去與當下的未來」與「屬於未來的未來」兩種模態，只有能夠做出這樣的區分，我們才能夠區分記憶與歷史兩者的不同，Paul Ricoeur認為，(狹義的)記憶所強調的是「忠實‐真實(Treue‐Wahrhaftigkeit)」，而歷史所強調的是「證據‐真相(Beweis‐Wahrheit)」，兩者間的差距就在於「歷史」在「記憶」所強調的「真/假」這組對立補充了「信任/嫌疑(Glauben/Verdacht)」這個在未來的期待視域中能夠產生動態穩定性的吸子。這樣一種補充，對於 Paul Ricoeur來說，是極重要性的，他認為(狹義的)記憶之所以常常被單純地認為是已經逝去的過去，而被使用者不自知地召喚到當下來，就在於我們常如同Platon一樣採取了「聖像(eikon)」來當成記憶的譬喻，並在這麼做的同時抹除

了「痕跡(Spur) /相似性」這組差異，換句話說，「聖像」這種記憶的譬喻因為假設圖像與模型間的相似關係，在缺少第三者參照物的情況下，將不同事件間時間視域的差異給忽略了。相對於此，Paul Ricoeur認為「歷史學的歷史考察」因為在自身中要求具有「證據(das Zeugnis)」，就引入了聖像這個譬喻中不具有的「可信度」這個維度，而使得事件發生的「原初場景」獲得考量，(註釋六)「事件/原初場景」共同構了 Niklas Luhmann所指稱的「意義」的內涵。如果我們「兩百年」與「法福殉難記」在 Paul Ricoeur為我們所做出的「譬喻/歷史」這樣的區分來看，我們以很清楚地將「兩百年」視為是 Paul Ricoeur意義的譬喻學作品，而「法福殉難記」稱為是一個史學式的視覺表現，兩者間的差距，正可以顯示不同統治機器在建構其記憶時所使用的不同策略，而這也是彭弘智兩個作品為們所帶來的, 理論豐富的內涵

注釋：

1. Hal Foster, Armour Fou, in: Vision and Textuality, ed. by Stephen Melville/ Bill

Read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15‐248 (239).

2. Born und Heller (Hrsg.): Franz Kafka – Briefe an Felice und andere

Korrespondenz aus der Verlobungszeit. Frankfurt a.M. : Fischer, 1998.

3. Joern Ruesen，歷史思考的新途徑，

4. Slavoj Zizek，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中央編譯，2001，

頁 180‐205

5. Slavoj Zizek，傾斜觀看，蔡淑惠譯，台北：桂冠，2008，頁 9‐21

6. Paul Ricoeur, Das Raetsel der Vergangenheit, Goettingen: Wallste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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